近期G20 峰会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目前看，还有哪些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经济?此外，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新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他看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消除了中国经济下半年面临的一大不确定性，今年经济增速保持6%以上的可能性明显提高，经济政策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的挖掘，他认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信心在国内投资是激发经济韧性的重要方向，这要求建立一套政策和执行机制使得竞争中性原则得以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马骏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国际的绿色金融的发展，他在该领域的重要身份包括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央行绿色金融网络监管工作组主席等。他介绍，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绿色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领先其他经济体。但他同时坦言，下一步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依赖地方政府的推动力，地方政府需要聚集足够的政策和产业资源，才能推动绿色金融上一台阶。

“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新京报：近期G20 峰会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的宏观政策是否会有所变化?

马骏：近期G20 峰会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消除了中国经济下半年面临的一大不确定性。目前看，由于这个不确定性的消除，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6%以上的可能性比此前的概率明显提高了。如果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在6%以上的话，失业率保持在5.5%以下的目标就能实现。在这样的前景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目前已经出台的支持性的货币、财政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能够实现经济增速达到6%以上、失业率维持在5.5%以下的目标。

宏观政策的空间当然还是有的，但也不能说是无限的空间。比如从货币政策看，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比较高了，政策基调还应该是要降杠杆、稳杠杆，不能搞成加杠杆。另外，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话，可能会给汇率造成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当然美国也在讨论减息，这样为我们的宽松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但中国的宽松程度不能明显强于美国，否则也会导致汇率贬值的压力。

新京报：你刚提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暂缓使得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减少。目前看，还有哪些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经济?从风险上看，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的?

马骏：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还是来自外部。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方面的风险会演化成什么样子。比如说，科技方面的冲突似乎也有缓解的迹象，但也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美国对伊朗、朝鲜等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也不确定，这些可能都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情绪，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波及。现在很难量化这些外部风险会对中国经济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但确实一旦发生的话，尤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事件发生的话，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内部的金融风险看，其来源很多，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杠杆过高所带来的风险。对企业、对国家整体来讲，都必须要防范这个风险。在过去很多年直至2017年，中国的杠杆率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中，之后经历了去杠杆、稳杠杆的过程，但今年前三个月杠杆率又有开始抬头的趋势。我们最近研究报告的一个政策相关的建议就是，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定力，即经济政策不能老是被短期的经济波动绑架。

“让民企有更大信心在国内投资对激发经济韧性非常重要”

新京报：外部不确定性不可把握，一个共识是，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目前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马骏：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从产业上看主要来自新经济。如果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的话，会给中国经济创造出巨大的空间。此外，还有我一直在推的绿色金融，希望所支持的绿色经济能有更强的发展动力，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以及各种各样的环保技术等。

另外，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的激发要求体制本身要有弹性，就是说要更多用市场机制的方式去动员和配置资源。比如说，要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信心在国内投资，这就是激发经济韧性非常重要的方向。尤其是要推动竞争中性原则来进行国企改革。如何理解?就是对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准入、补贴、政府采购等所有方面一视同仁，采取平等的政策，而这就要求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

民营中小企业贡献60%以上的GDP，民营企业信心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未来有这样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让民企持续在国内投资，就能激发出来很大的经济潜力。

新京报：你刚提到，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从而使得竞争中性原则得以实现。这个机制到底应该怎样建立?

马骏：OECD有一套机制，这套机制通过8个领域具体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包括在融资、税收、准入、采购、补贴等领域都要落实这一原则。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就是要梳理出民营企业认为没有享受到中性政策的领域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法律法规要重新进行修订。而在执行方面，要有一个仲裁机制，比如说民企认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有这样一个地方去表达诉求，让这些诉求得到比较客观公正的解决。

“如果不聚集多方资源，很难把绿色金融发展起来”

新京报：近年您一直致力于绿色金融方面的工作，但非专业人士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马骏：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包含了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定义，即界定什么样的项目是绿色金融应该支持的项目。中国一共制定了三套定义：原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明确了12类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的绿色信贷统计范畴;2015年，绿金委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界定了31类绿色债券支持的项目领域;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委联合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明确了绿色项目的范围。目前看，其他主要经济体还都没有对绿色项目的明确定义，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全世界领先的地位。

第二个要素是激励机制。政府要想推进绿色金融，应该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如，中国推出了绿色再贷款、贴息、担保等激励措施，可以把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降下来，从而提高项目的回报率。

第三个要素是环境信息的披露，这个机制目前还在建设过程当中，但是已经有部分成形。比如，环保部要求重点排污的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信息。证监会也已经发布了一个路线图，要求到2020年，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要披露环境信息。在这方面，中国也走在了一些国家的前面。

第四个要素就是绿色金融产品。因为不同的绿色项目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工具和期限，投资者又对不同资产有不同偏好，所以我们要有一系列不同的金融产品来适应不同的项目需求和投资者需求。这些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现在我国基本已经建立了一个绿色金融产品的体系。

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框架已经有了，但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对发展绿色金融有积极性，但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绿色金融，亟需能力建设。还比如，目前绿色金融的使用基本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这些大银行对应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消费、小微企业、农业等方面，虽然对绿色金融有很大的需求，但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京报：在推进绿色金融的过程当中，面临什么问题?

马骏：从地方绿色金融试点的经验来看，绿色金融最大的推动力是地方政府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特别想推广绿色金融，基本都能干成。绿色金融的发展要涉及很多部门，需要政策规划、实体企业、金融等多方面的参与，这也是一个整合资源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组织推进。如果地方政府对发展绿色金融“三心二意”，只是想拿一个帽子做一点短期的业绩，而不投入足够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产业资源、人才资源、财政资源等——如果不聚集这些资源的话，很难把绿色金融发展起来。

新京报：但发展绿色金融也不能仅仅靠行政性手段，是吗?如何更多地靠市场化方式来推进?

马骏：很多市场的力量散布在民间，但是谁来组织起来，让它能够在一个平台下发挥一个集合性的作用?我觉得政府还要起这个作用，尤其在中国。比如，湖州市政府构建了“绿贷通”，将绿色项目和绿色资金放在一个平台上对接，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绿色项目融资难问题。这就是政府搭台、市场主体唱戏的一个好的推动绿色金融的案例。

在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绿色金融，要充分利用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把资源聚集起来以后，市场的参与者会发现通过使用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获得很多商业机会。总之，政府在发展绿色金融中的作用，不应该是强迫金融机构做它不愿意的事情，而应该是政府通过建立标准、披露、激励机制和良好服务，把市场力量组织起来，让市场参与者做既绿色环保又能赚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