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口号最近变成了“逃回北上广”的现实。元宵佳节过后，不少返回小城市与家人团聚的青年选择回到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继续他们的打工生涯。是的，年轻人，你以为你可以潇洒的逃离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带来的压力，但当你真的逃离一线城市回到残破的故乡以后，却发现和一线城市一起消失于你的生活的，不单是大城市所施加给你的巨大压力，也包括北上广深带给你的优质的人脉、机会、视野……为了不失去这些对个人而言极为重要的发展资源，年青人又不得不回到了让他们欢喜也让他们忧的一线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国内城市GDP排名，经济最强的上海市总GDP量达到26688亿元，其余的一线城市也保持在大致相当的水准。而我们反观，排不上一线城市的省会城市，例如郑州、沈阳等等，其GDP量只有7000到8000亿元，至于更小的地级市，其GDP量只能相当于北上广等地的零头。GDP的背后，意味着的是流入城市的投资和资金总量，也意味着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一线城市的总投资量是小城市的几倍到十倍不等，相应地，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是小城市的几倍以上。年青人放弃机会更多的大城市回到机会更少的小城市，会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吗？答案不言而喻。
此外，我们除了比较一线城市和小城市的工作总量和投资量，还应该了解一个影响年青人就业选择的因素，那就是不同类型的城市所提供的的工作种类差别甚大。一线城市基本上吸收了中国内地最好的服务业企业和就业岗位。从空间看，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较好、人力资本充裕、产业体系完善，这些地区的核心城市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中心，连接国家经济体系的节点和门户。在这些核心城市区域，第三产业实际上已是支撑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民企500强的产业结构中，这些年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大，挤压一二产业的空间，第三产业资产规模占比超过五成。既然第三产业如今扎堆在一线城市，那么就业机会，毫无疑问会更多的出现在一线城市而不是小城市。
与此相对，在承载着重工业、低端制造业和农业的小城镇，未来工作的种类会越来越低端化、单一化，这对于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普遍适合做一些“白领”类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来说，似乎并不合适。并且，这种低端单一的工作还将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被动“升级”而不得不面临自动化、机器人生产等等新技术的挑战。不难预计，在中国中小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工作种类，在未来五年是否会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如此，逃出了北上广的年轻人，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首先是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次，即使有工作但工作收入也会大不如前。
统计，净收入对于人口选择就业地点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研究》学刊最近的一篇文章表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平均净收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作为流入地的概率就将会上升12.56%，而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比值每提高1%，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的概率就将会提高2.5倍，同时，北上广地区的公共支出是其他地方的5倍左右，这也大大提高了流动人口流入北上广的概率。除此以外，其他无法被计量化统计的因素也影响着就业人口选择去往一线城市。那里有更好的教育机会，更国际化的视野，更符合现代理念的生活方式等等。
既然一线城市这么好，但为什么有相当多的就业主力和职场年轻人会希望逃离一线城市，而在现实中却又不得不从家乡逃回一线城市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线城市为就业者带来的“发展红利”，是否会比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年轻人当然有理由继续留在北上广等地工作，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然而，如果现实情况是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已经大大高于它能为外来就业者提供的收入和发展的机会，那么继续留在一线城市打工便会成为一种痛苦和折磨。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也自然会产生逃离的想法。今天的一线城市，还能让年轻人支付得起自己的梦想吗？
现实的情况是，在一线城市愈加看不到翻身机会的年轻人，回到小城市以后不仅没有很好的工作机会，而且还看不到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留在故乡的小城镇生活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你几乎注定会和父辈们过一样的生活，那种从一开始就望得到头，每天柴米油盐、混吃等死的命运。第二，对于选择留在小城镇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后代会越来越难以摆脱这种一代又一代相同的命运。社会阶层的固化，资产收入越来越大于劳动收入的现实，似乎在警告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这辈子无法在大城市立足，那么你的后代将来进入大城市立足的机会只会比你更渺茫。
残酷的现实逼迫着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就像候鸟一样，前段时间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随着工作季的来临又逃回了北上广。摆在他们眼前的是回不去的家乡，融不进的大城市，现实与理想的巨大鸿沟让他们总是处于“逃亡”的途中。从进入社会工作的第一天起，这代人便注定要经历一场在大城市和家乡之间来回折腾、逃进逃出的漫长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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